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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安徽派别林立，武斗严重。1967年，解放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率部驻守苏北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随着安徽文革全面夺权的展开，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被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躲进大别山。夺权引起了安徽造反派尖锐对立，对立的两派都认定自己是“左派”，对方是“反革命”。他们坚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于是就组织大规模的武斗，试图压倒对方。武斗最严重的芜湖市，大街小巷里壕沟遍地，堡垒林立，两派群众枪炮相对，剑拔弩张，工农业生产停顿，人民正常的生活被迫中断，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安徽社会的混乱状态波及到整个华东地区。中央为解决安徽问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九条）和《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五条）两个文件，但安徽的武斗仍在不断升级，形势不断恶化，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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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临危受命帅军进驻安徽。1967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召见李德生，命令李德生带领十二军到安徽开展“三支两军”，在安徽的各军兵种驻军，都要听从李德生统一指挥。周恩来要求李德生“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李德生接受任务后，从8月6日开始，第十二军各部向安徽各主要地、市以及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开进。李德生要求部队不管在哪里遇到武斗，要坚决地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也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到达安徽后，李德生按照“支左不支派”的思路，提出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的办法。李德生在安徽向两派和社会各界明确宣布:“我们认为，G派（好派）、P派（屁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存在革与保的问题，你们必须执行中央的指示，双方放下武器，共同协商建立大联合、三结合的新政权。我们保证对G、P两派一碗水端平……”安徽对立的派别群众组织“好派”和“屁派”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十二军到安徽，但他们都希望得到继续支持或公平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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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制止武斗初见成效。1967年8月8日，合肥工学院附近爆发大规模武斗，李德生调派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三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干部战士高举着《毛主席语录》牌，插到两派武斗阵地中间，用高音喇叭宣传中央政策，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武斗。第二天这场武斗被平息。李德生旗开得胜后，接着又制止了淮南煤矿的武斗。随后十二军趁热打铁在全省范围内制止了各地的武斗，局势初步得到控制。中央非常满意李德生的工作，任命李德生为安徽省军管会主任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1967年9月5日，中央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安徽军管会借机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加大了收缴枪支弹药力度。派军人到群众组织各据点，收缴了各派武器，取得显著效果。十二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进行了登载。毛主席看后，于9月13日亲自把此动态批转全国。9月19日，安徽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安徽省军区的支持下，9月20日，两派又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在市内举行联合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接着，十二军举办了造反派头头和省地市领导干部万人学习班，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1968年4月，中央任命李德生为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成立省委时李德生任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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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勇闯武斗现场，解决芜湖事件。1968年6月，安徽芜湖爆发震惊全国的芜湖事件。两派群众组织冲击驻芜湖部队，抢夺了大批枪支弹药，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李德生认为：“芜湖事关全局，如不解决，将波及全省。”但李德生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不管怎么说，芜湖问题必须解决。”为解决芜湖问题，李德生亲自带革委会数人，冒着枪炮声进入芜湖，他只身走遍了两派的主要武斗据点，劝说两派头头放下武器。经李德生和革委会的宣传、教育，说服两派群众组织放下了武器，芜湖事件终告平息。为了营造制止武斗舆论，7月2日起，全省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芜湖事件的活动，安徽省报接连发表了两篇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社论，《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转载和转播。这些舆论宣传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使芜湖的形势迅速得到改观。舆论攻势让受蒙蔽的群众很快觉悟，以后几天，武斗停止，工事尽毁，专业武斗队解体，武器弹药全部上交，芜湖市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李德生靠大造舆论，做思想工作，未开一枪一弹，仅用几天就解决了芜湖严重的武斗。事后，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联名向中央写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毛泽东阅后立刻批转全国，作为全国各地“支左”军队的典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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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安徽成功治乱进入毛泽东视线。在“文革”初期，随着夺权的进行，许多地方武斗严重，毛泽东为了制止武斗，无奈动用解放军出面制止，但如何制止武斗当时并没有好的办法。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举措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解决武斗问题打开了思路，让毛泽东对李德生刮目相看。毛泽东非常认可李德生在安徽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的措施，他的“支左不支派”以及制止武斗不开枪等做法，也深合毛泽东之意。从中央两次转发十二军的报告就可见一斑。毛泽东就是从芜湖事件开始关注李德生的，他从全方位调查了解李德生的历史、年龄、身体、文化知识等方面情况。毛泽东后来亲自对李德生讲，我不是只从南京军区，而是从多方面了解你的。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以前，毛泽东还两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当面考察李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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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一次面试、宣传李德生。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在周恩来宣布出席会议人员名单念到李德生时，毛泽东突然问道:'哪个叫李德生?'周恩来介绍说:'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他随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说:'李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一下。'李德生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后，毛泽东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啊?'毛泽东再次发问。'我是河南省新县人。'李德生大声回答。毛泽东接着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李德生回答:'52岁。'毛泽东转向与会人员，他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是复杂了。'毛泽东又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李德生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大造舆论!'李德生的回答引起代表一阵笑声。毛泽东也笑着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毛泽东与李德生的'对话”，让毛泽东“认识”了李德生，也让与会的中央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认识了李德生，为李德生后来的晋升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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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再次为李德生大造舆论。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德生作为安徽省代表，出席会议并顺利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标志着李德生开始进入党中央高层核心。周恩来在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周恩来示意李德生，李德生习惯地戴好军帽，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李德生于是摘下军帽面向毛泽东。毛泽东看着李德生再次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李德生答道:'我53岁了。''啊，53岁，53岁!'毛泽东接连重复几遍。毛泽东再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传了李德生。没多久，李德生便被调到中央担任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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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奉命进入国务院和军委办事组。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林彪集团在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产生担忧，就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集团。在酝酿增选军委办事组人员名单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启用李德生。在审定军委办事组人员名单时，毛泽东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1969年7月，李德生调任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十二军的职务。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但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一直遭到林彪集团成员的排挤，有时军委办事组开会，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也不同他交换看法。但李德生却默默坚守岗位，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坚信: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只对中央负责，只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烟云，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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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北京军区司令员。1970年4月至1973年12月，李德生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为防止林彪集团控制北京军区，1971年1月，李德生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李德生按照周恩来要求，全程坐镇空军作战指挥室，及时、妥善处置了相关问题。“九一三事件”后，李德生根据中央指示，参加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查获了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重要罪证，并承担了军队'批林整风'中的大量日常工作。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排除各种阻力，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落实军队干部政策，对每一件事情都要弄清准确情况, 仔细斟酌, 才作决定。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他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开展调整兵力部署、搞好要地设防、加强部队训练等工作，并结合实际，加强'三打三反'训练，组织指导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和研究性战术演习。由于李德生在粉碎林彪集团斗争中，立场坚定，工作得力，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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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中央副主席，到达个人政治生涯顶峰。1973年春天，中共十大筹备期间，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的主席、副主席人选问题时，毛主席对于副主席人选提议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老的、年轻的都有了，可还没有中的！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副主席人选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呢？”周恩来回应说，“我很认同主席的提议，我看这位李德生就可以，他来自军队年龄也不大！”“可以！”毛泽东一锤定音。李德生果然不负众望，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这是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一个重要信号。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次代表大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至此，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位。李德生由此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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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在文革中能屹立不倒，还步步高升，直至党的副主席，不能不说是个传奇。按照李德生的话说，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三个“不随便”，“我除了参加正式会议，不随便到处走动；除了发的文件，不随便打听消息；除了按原则办事，不随便说话批东西。”但我认为李德生能够在文革中能得到毛泽东的重用，原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说法更精确，“李德生同志牢记党的宗旨、始终情系人民的为民情怀，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认真践行群众路线，随时倾听群众呼声，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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