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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安徽派别林立,武斗严重。1967年,解放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率部驻守苏北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随着安徽文革全面夺权的展开,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被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躲进大别山。夺权引起了安徽造反派尖锐对立,对立的两派都认定自己是“左派”,对方是“反革命”。他们坚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于是就组织大规模的武斗,试图压倒对方。武斗最严重的芜湖市,大街小巷里壕沟遍地,堡垒林立,两派群众枪炮相对,剑拔弩张,工农业生产停顿,人民正常的生活被迫中断,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安徽社会的混乱状态波及到整个华东地区。中央为解决安徽问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九条)和《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五条)两个文件,但安徽的武斗仍在不断升级,形势不断恶化,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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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临危受命帅军进驻安徽。1967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召见李德生,命令李德生带领十二军到安徽开展“三支两军”,在安徽的各军兵种驻军,都要听从李德生统一指挥。周恩来要求李德生“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李德生接受任务后,从8月6日开始,第十二军各部向安徽各主要地、市以及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开进。李德生要求部队不管在哪里遇到武斗,要坚决地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也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到达安徽后,李德生按照“支左不支派”的思路,提出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的办法。李德生在安徽向两派和社会各界明确宣布:“我们认为,G派(好派)、P派(屁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存在革与保的问题,你们必须执行中央的指示,双方放下武器,共同协商建立大联合、三结合的新政权。我们保证对G、P两派一碗水端平……”安徽对立的派别群众组织“好派”和“屁派”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十二军到安徽,但他们都希望得到继续支持或公平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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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制止武斗初见成效。1967年8月8日,合肥工学院附近爆发大规模武斗,李德生调派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三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干部战士高举着《毛主席语录》牌,插到两派武斗阵地中间,用高音喇叭宣传中央政策,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武斗。第二天这场武斗被平息。李德生旗开得胜后,接着又制止了淮南煤矿的武斗。随后十二军趁热打铁在全省范围内制止了各地的武斗,局势初步得到控制。中央非常满意李德生的工作,任命李德生为安徽省军管会主任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1967年9月5日,中央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安徽军管会借机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加大了收缴枪支弹药力度。派军人到群众组织各据点,收缴了各派武器,取得显著效果。十二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进行了登载。毛主席看后,于9月13日亲自把此动态批转全国。9月19日,安徽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安徽省军区的支持下,9月20日,两派又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在市内举行联合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接着,十二军举办了造反派头头和省地市领导干部万人学习班,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1968年4月,中央任命李德生为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成立省委时李德生任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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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勇闯武斗现场,解决芜湖事件。1968年6月,安徽芜湖爆发震惊全国的芜湖事件。两派群众组织冲击驻芜湖部队,抢夺了大批枪支弹药,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李德生认为:“芜湖事关全局,如不解决,将波及全省。”但李德生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不管怎么说,芜湖问题必须解决。”为解决芜湖问题,李德生亲自带革委会数人,冒着枪炮声进入芜湖,他只身走遍了两派的主要武斗据点,劝说两派头头放下武器。经李德生和革委会的宣传、教育,说服两派群众组织放下了武器,芜湖事件终告平息。为了营造制止武斗舆论,7月2日起,全省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芜湖事件的活动,安徽省报接连发表了两篇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社论,《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转载和转播。这些舆论宣传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使芜湖的形势迅速得到改观。舆论攻势让受蒙蔽的群众很快觉悟,以后几天,武斗停止,工事尽毁,专业武斗队解体,武器弹药全部上交,芜湖市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李德生靠大造舆论,做思想工作,未开一枪一弹,仅用几天就解决了芜湖严重的武斗。事后,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联名向中央写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毛泽东阅后立刻批转全国,作为全国各地“支左”军队的典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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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安徽成功治乱进入毛泽东视线。在“文革”初期,随着夺权的进行,许多地方武斗严重,毛泽东为了制止武斗,无奈动用解放军出面制止,但如何制止武斗当时并没有好的办法。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举措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解决武斗问题打开了思路,让毛泽东对李德生刮目相看。毛泽东非常认可李德生在安徽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的措施,他的“支左不支派”以及制止武斗不开枪等做法,也深合毛泽东之意。从中央两次转发十二军的报告就可见一斑。毛泽东就是从芜湖事件开始关注李德生的,他从全方位调查了解李德生的历史、年龄、身体、文化知识等方面情况。毛泽东后来亲自对李德生讲,我不是只从南京军区,而是从多方面了解你的。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以前,毛泽东还两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当面考察李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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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一次面试、宣传李德生。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在周恩来宣布出席会议人员名单念到李德生时,毛泽东突然问道:'哪个叫李德生?'周恩来介绍说:'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他随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说:'李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一下。'李德生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后,毛泽东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啊?'毛泽东再次发问。'我是河南省新县人。'李德生大声回答。毛泽东接着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李德生回答:'52岁。'毛泽东转向与会人员,他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是复杂了。'毛泽东又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李德生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大造舆论!'李德生的回答引起代表一阵笑声。毛泽东也笑着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毛泽东与李德生的'对话”,让毛泽东“认识”了李德生,也让与会的中央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认识了李德生,为李德生后来的晋升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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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再次为李德生大造舆论。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德生作为安徽省代表,出席会议并顺利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标志着李德生开始进入党中央高层核心。周恩来在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周恩来示意李德生,李德生习惯地戴好军帽,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李德生于是摘下军帽面向毛泽东。毛泽东看着李德生再次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李德生答道:'我53岁了。''啊,53岁,53岁!'毛泽东接连重复几遍。毛泽东再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传了李德生。没多久,李德生便被调到中央担任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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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奉命进入国务院和军委办事组。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林彪集团在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产生担忧,就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集团。在酝酿增选军委办事组人员名单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启用李德生。在审定军委办事组人员名单时,毛泽东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1969年7月,李德生调任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十二军的职务。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但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一直遭到林彪集团成员的排挤,有时军委办事组开会,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也不同他交换看法。但李德生却默默坚守岗位,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坚信: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只对中央负责,只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烟云,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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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北京军区司令员。1970年4月至1973年12月,李德生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为防止林彪集团控制北京军区,1971年1月,李德生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李德生按照周恩来要求,全程坐镇空军作战指挥室,及时、妥善处置了相关问题。“九一三事件”后,李德生根据中央指示,参加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查获了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重要罪证,并承担了军队'批林整风'中的大量日常工作。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排除各种阻力,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落实军队干部政策,对每一件事情都要弄清准确情况, 仔细斟酌, 才作决定。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他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开展调整兵力部署、搞好要地设防、加强部队训练等工作,并结合实际,加强'三打三反'训练,组织指导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和研究性战术演习。由于李德生在粉碎林彪集团斗争中,立场坚定,工作得力,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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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中央副主席,到达个人政治生涯顶峰。1973年春天,中共十大筹备期间,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的主席、副主席人选问题时,毛主席对于副主席人选提议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老的、年轻的都有了,可还没有中的!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副主席人选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呢?”周恩来回应说,“我很认同主席的提议,我看这位李德生就可以,他来自军队年龄也不大!”“可以!”毛泽东一锤定音。李德生果然不负众望,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这是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一个重要信号。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次代表大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至此,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位。李德生由此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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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在文革中能屹立不倒,还步步高升,直至党的副主席,不能不说是个传奇。按照李德生的话说,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三个“不随便”,“我除了参加正式会议,不随便到处走动;除了发的文件,不随便打听消息;除了按原则办事,不随便说话批东西。”但我认为李德生能够在文革中能得到毛泽东的重用,原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说法更精确,“李德生同志牢记党的宗旨、始终情系人民的为民情怀,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认真践行群众路线,随时倾听群众呼声,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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