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一些登山者挑战乔戈里峰。它地处中国与巴基斯坦边境，又称K2，海拔8611米，位列全球14座8000米级高峰第二位，仅次于珠穆朗玛峰，攀登难度是公认的，素有“野蛮巨峰”之称。
8月12日，38岁的登山者管静在登顶乔戈里峰后下撤途中，被落石击中头部遇难。她是这个登山季乔戈里峰的第二位登山遇难者。
8月13日，国家登山队前队员孙斌在其公众号发布文章，认为管静所跟随的尼泊尔“想象尼泊尔”向导团队，在风险管理与攀登决策等环节或存在问题。
这篇文章随即在登山界引发争论：管静的遇难，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山难吗？
9月8日深夜，“想象尼泊尔”团队的领队明玛·G发长文进行回应，否认了孙斌的指控，并认为这些都是“无端指控”。
远眺乔戈里峰 图/视觉中国
“野蛮巨峰”
“今年的乔戈里峰很‘妖’。”一位登山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里的“妖”，是指乔戈里峰天气异常，导致登山者登顶时间也异于往常。
39岁的胡涛是今年成功登顶乔戈里峰的登山者之一。他回忆，以往乔戈里峰的登顶时间多集中在7月中下旬，而今年推迟至8月中旬——这样晚的登顶时间十分罕见，上一次乔戈里峰登顶时间晚至8月还是2011年。
这个登山季，喀喇昆仑山脉异乎寻常地炎热，胡涛回忆，海拔4950米的乔戈里峰大本营降雪量极少，甚至还下雨，原本被积雪覆盖的大小石头有不少裸露在外。这些石头稳定性差，稍有外力触碰就可能滚落，对登山者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
管静是在6月28日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她于1987年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已在美国生活约10年，职业为瑜伽教练，曾在2024年登顶珠峰。
与“想象尼泊尔”这支队伍的队友汇合后，一行人于6月29日飞至通往乔戈里峰的重要门户——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首府锡卡都。7月2日办理好登山许可后，他们先乘坐7小时吉普车，随后徒步5天，于7月8日抵达乔戈里峰大本营。
这是一支由10余人组成的队伍，其中6名是登山队员。除了管静，还有3男2女，包括在美国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李红（化名），以及来自乌鲁木齐、年仅17岁的高二男生艾力库提。
6名队员各配备1名夏尔巴向导。在登山过程中，这些向导负责运送装备与给养，并探路架桥、架设安全绳，为登山者开辟安全攀登路线。在珠峰等8000米级高峰的商业攀登中，几乎所有登山者都会雇用夏尔巴向导。
“想象尼泊尔”团队的领队是40岁左右的尼泊尔人明玛·G。他也是夏尔巴人，明玛·G最初为普通登山向导，后创立自己的登山公司，在登山界颇具知名度。他的登山能力突出，曾无氧登顶14座8000米级高峰，并参与过乔戈里峰的冬季攀登。一位登山界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人类首次冬季攀登乔戈里峰是由夏尔巴人完成的，明玛·G便是其中一员。”明玛·G会讲中文，其客户多为中国人。
“想象尼泊尔”团队并非今年登山季最早抵达乔戈里峰大本营的队伍，有的队伍在6月底就已抵达。他们都在等待适合冲顶的窗口期。胡涛介绍，窗口期指持续3—5天的良好天气，需满足若干要素：风速不高于30千米/小时，理想状态是15—20千米/小时或无风；基本无降雪或降雪量很小，且不能彻夜下雪——若彻夜降雪，新雪覆盖在旧雪之上，可能引发雪崩。但今年7月，乔戈里峰始终未出现这样的天气。
等待窗口期期间，一些队伍进行拉练。就在拉练过程中，胡涛目睹了一起山难。胡涛回忆，7月19日，他们在拉练过程中，正从设于5250米处、作为向顶峰进发的关键中转站前进营地，向设于6050米处的一号营地攀登，雪崩了，他们躲在岩石后躲避时，看到一人从山上滑坠。此人在裹挟着石头的雪流中翻滚，如同一片树叶，滑坠1000多米，当场身亡。
事后胡涛得知，遇难者是某团队在当地雇用的协作人员，滑坠原因是套在路绳上的主锁绳索被落石切断。当时在这位协作人员身旁，还有一名墨西哥登山者，这名年轻人较幸运，仅被落石划伤牙齿，背包滑落。
在拉练下撤回大本营途中，胡涛团队遭遇了大小雪崩20余次。胡涛回忆，他们下撤时发现路绳已被落石切断，只能用断掉的绳子临时搭建路绳。经验丰富的夏尔巴向导告诉他：“这个天气，登山特别危险。”
适宜登山的窗口期迟迟未出现，多支队伍选择撤营。自己也经营探险公司的登山者张伟当时领队驻扎在乔戈里峰大本营，他回忆，撤营的多为国际团队，涉及10多名外国队员；中国队员中，除一人因签证即将到期不得不离开外，其余均未撤离。国际团队撤营的原因，是“觉得路况不好，可能会有风险”。
上图：攀登中的管静
下图：管静与“想象尼泊尔”团队领队明玛·G 图/管静社交媒体
从登顶到下撤
胡涛是在大本营认识管静的。大本营通常没有手机信号，而管静所在营地附近有个特定位置在某些时刻能收信号，他们曾一起去那里找信号。胡涛记得，在大本营时，大家因无聊搬来一块石头当作靶子，扔小石头玩，管静也参与其中。她看起来积极、乐观，用胶带粘出几个圈，标示10环、9环等，比试谁扔得准，“她一直在那里扔石头”。
管静的队友李红回忆，等到8月初，登顶乔戈里峰的天气仍不理想，大家难免产生焦虑，觉得登顶希望渺茫。“此时明玛·G坚持，决定耐心等待，给大家一个冲顶的机会。”管静也很有耐心，表示等多久都愿意。
后来，天气预报显示8月10日—11日会出现短暂的窗口期。“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搏一把。”李红回忆。
8月4日下午2时30分左右，李红和向导从大本营出发，穿过冰川，在下午5时左右抵达前进营地。因前进营地到一号营地这段路落石风险最高，他们选择在8月5日凌晨3时出发前往，此时温度较低，岩石被冻住，相对更安全。不过，在前往一号营地途中，她的向导还是被落石砸中大腿，但仍能继续攀登，并于当日上午11时左右抵达一号营地，8月6日到达海拔6700米的二号营地。因风大，他们在二号营地休息2天，8月9日下午1时多抵达海拔7350米的三号营地。8月10日晚10时30分开始冲顶，8月11日下午4时20分左右，李红成功登顶。
胡涛也是在8月11日下午4时30分左右登顶。他回忆，留下来的团队同时从大本营出发，“想象尼泊尔”团队因其夏尔巴向导力量强、承担铺设路绳等修路任务，走在最前面。在山顶，胡涛停留了约半个小时后下撤。当时，明玛·G坐在峰顶，递给胡涛一罐啤酒。这是明玛·G第六次登顶乔戈里峰，此次登顶后，他与另一位同样登顶6次的人一起，成为全球登顶乔戈里峰次数最多的人。
胡涛在峰顶时，管静尚未登顶。胡涛回忆：“我下撤的时候，她才上来。我们跟着修路队走在前面，她在后面。”
至8月11日下午6时32分左右，“想象尼泊尔”包括管静在内的6名队员及其他团队成员全员完成登顶。据胡涛回忆，当天登顶乔戈里峰的约有40人，其中各队队员有十八九人。
下撤途中险情不断。8月12日凌晨，登顶队员全部撤回三号营地。8月12日上午7时左右，胡涛从三号营地下撤，中午12时左右到达一号营地。向导称中午落石频发，非常危险，让大家休息到下午3时再出发，大家便头戴头盔，背着包，侧身躺在帐篷里休息。向导则在帐篷外警戒。
“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他喊‘rock、rock（石头）’，各种石头往下飞，有的从帐篷上面飞过，就像战场一样。”胡涛回忆，“夏尔巴向导在外面，看到石头飞来，就左右躲，趴下躲避。太吓人了。”
下午3时多，胡涛等人赶紧下撤，晚上8时多从一号营地撤至前进营地。“下撤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躲避落石。”胡涛回忆。在前进营地，胡涛得知：上方有人遇难。直到第二天，他才知道遇难者是管静——一块两个拳头大小的落石击中管静头部。
明玛·G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管静被落石击中时，她的向导就在身边，向导未受伤。当时在管静前方约150米处的是艾力库提，他也未受伤。
不过，艾力库提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后来，艾力库提讲述过那段经历：“那天落石跟子弹一样，一直在飞。石头一来，上面就喊石头来了，我们就在那里趴倒，钻到石头缝里面，很吓人很吓人。”
艾力库提的向导被砸中，向导的两个冰爪损坏，已无暇顾及艾力库提，艾力库提只能自己下撤。当时已是晚上10点左右，他的头灯即将没电，还发生了滑坠。他不敢使用下降器，便挂上锁，抓着绳子下。速度太快，手套都磨破了，他索性摘掉手套，直接用手拉绳子，手都被磨烂了。
快要抵达前进营地时，管静的向导过来，告知他管静出事的消息。艾力库提推测，落石可能是山上的人踩落的，他和管静首批下撤，当时他们上方还有近30人。也有可能是自行滑落，因为那些石头原本就已裸露。
李红回忆，到达一号营地后，得知管静出事的消息，向导决定让她和另外两名队友暂停下撤。8月13日一早，她被告知要等其他登山者都下来后一起下撤，尽可能减少人为导致的落石。当时一号营地很不安全，常有落石呼啸而下。向导将他们安置在一处有岩壁遮挡的位置，他们从上午不到8时一直等到接近下午5时。即便如此，她还是被一块落石砸中了大腿。李红回忆，自己也不确定自己能否活着下山，当时只听到如同飞机飞过的呼啸声，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砸中了，好在还能行走。
2023年7月10日，一名巴基斯坦搬运工在前往乔戈里峰的小路上休息。图/视觉中国
风险管理之问
管静遇难的消息在中国登山界传开后，孙斌提出质疑，若该团队能像其他团队那样撤营，管静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孙斌提及另一起“想象尼泊尔”队员的死亡事件：2024年10月，一位60余岁的李姓中国登山者在“想象尼泊尔”组织的攀登查亚峰活动中遇难。查亚峰海拔4884米，是大洋洲最高峰。孙斌曾多次带团队登顶查亚峰，他称过往从未有中国人在查亚峰遇难。
“他是因用错绳索摔死的。”孙斌认为，此事中“想象尼泊尔”的风险管理已经暴露了问题。
登山者周蕙（化名）是上述李姓男子遇难事件的目击者。周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她与这位被其称为“李哥”的男子，曾是2024年“想象尼泊尔”团队攀登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的队友。同年10月，他们再次随同“想象尼泊尔”攀登查亚峰。
这是“想象尼泊尔”首次组织的查亚峰商业登山活动。下撤时遭遇降雨，周蕙着急下撤，走得很快。在一处较长崖壁路段，“李哥”滑坠，翻滚约20米，跌落在一块石台上，当场遇难。周蕙认为，“李哥”当时使用的是一条断掉的路绳，这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向导在下撤前未检查路绳，存在失职。
一段未经证实的微信聊天内容则显示，明玛·G认为“李哥”遇难纯属意外，同时称周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是周蕙导致“李哥”下撤速度过快，未能等待其他人。
事后，周蕙得知，“李哥”家属一直不完全了解事故细节。孙斌也回忆说，“李哥”家属曾通过朋友联系他了解情况，“家属说找不到‘想象尼泊尔’团队，对方不理他们”。明玛·G则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如果我的团队成员发生意外，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他们的家人，而我们也做到了。”后来，“李哥”生前执掌的上市公司发布讣告，称其“因病不幸逝世”。
登山遇难的责任主体或许本身就没有那么好区分，诉讼也不容易。《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发现，几位曾跟随“想象尼泊尔”登山的队员均表示未与“想象尼泊尔”签订合同。这让登山界资深人士十一郎颇为惊讶，“不签合同涉嫌违法”。孙斌则认为，这会导致一旦出现伤亡，追责更困难。但明玛·G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每个队员都会签合同”。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京师（全国）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建章认为，无论是否签订合同，人员伤亡后仍有救济途径：签订服务合同的情况下，若出现人身伤亡，应按合同约定执行；未签订服务合同的情况下，出现人身伤亡，则应按照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处理。这一原则要求法院对与案件法律关系或当事人有关的各种联系因素进行量和质的综合考量，找出与该法律关系或当事人有最直接、最本质、最真实联系的法律予以适用。
“如果是中国籍公民发生登山伤亡，其亲属既可以在中国，也可以在尼泊尔起诉‘想象尼泊尔’这一活动的组织者。”孙建章说。不过，在孙斌看来，类似的国际诉讼过程复杂，成功率不高。
现在，尼泊尔有大量商业登山公司。十一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该行业于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初期由西方登山公司主导，夏尔巴人主要提供向导服务。近十年，一些夏尔巴向导开始自主创办登山公司，且业务扩展迅速。
另一方面，商业登山中，珠峰始终是8000米级高峰的热门目的地。由于中国一侧对攀登珠峰有诸多要求，如需提供攀登过其他8000米以上高峰证明，而尼泊尔无此类规定，“即便是没有登过雪山的人也被允许”。因此，许多“急于求成”的登山者选择前往尼泊尔。加之尼泊尔商业登山服务价格相对较低，大量中国登山者涌入，进一步推动了尼泊尔商业登山行业发展。
周蕙提到，“想象尼泊尔”主营业务原为珠峰攀登，2023年拓展至“7+2”业务。“7+2”是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抵达南北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她与“李哥”均以完成“7+2”为目标。“李哥”告诉她，“想象尼泊尔”的中国合作方为他制订了一年内完成七大洲最高峰攀登的计划，在攀登查亚峰前，他已登顶亚洲、南美洲、北美洲的最高峰。
十一郎观察到，为吸引中国客户，尼泊尔部分商业登山公司会与中国公司合作。这些公司不见得有任何登山经验，但会在社交媒体上招揽客户，每招揽一名，便可获得8000至10000美元报酬。同时，中国还有四五家发展成熟的商业登山公司会与尼泊尔公司合作，这些中国公司在国内开展过登山业务并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其中部分客户“顺理成章要去尼泊尔探险”，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客源。
在十一郎看来，过去十余年间，市场重新洗牌，尼泊尔商业登山领域经历了西方公司退出、夏尔巴登山公司“崛起”的“大变革”，不过仍处于行业成长期，规范尚未完善。“它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学费’。”十一郎认为，所谓“学费”，即各类登山事故。
采访中，《中国新闻周刊》未能联系到在查亚峰遇难的“李哥”的家属。8月23日，记者联系了管静的丈夫Jacky，他表示“心情不好”，未接受采访。Jacky发给记者的一段文字显示，管静的遗体已于巴基斯坦时间8月23日下午1时，在伊斯兰堡以传统火葬方式火化。
8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拨通了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明玛·G的电话。明玛·G否认管静遇难是因为风险管理存在问题，“这么多队员都安全回去了，如果安全有问题，另外几个队员肯定会说出很多事情来”。
对于孙斌发文指控一事，明玛·G认为，是孙斌的商业登山公司“找不到客户，他就开始闹事了”。
发于2025.9.15总第120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登山者之死
记者：刘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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